>
快捷搜索:

荒诞只是加缪的一个出发点,加缪在1942年11月1

- 编辑:九五至尊 -

荒诞只是加缪的一个出发点,加缪在1942年11月1

加缪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是法国极具哲学思想的文学家,他与存在主义一样表达着20世纪最深刻的荒诞,但加缪以建构的模式,为我们传达了他内心深处那份古典情怀和美学诉求,是以中道、平衡和节制的精神所进行的一场爱与美的幸福追寻。 20世纪,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成就,却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两场人为灾难,科学技术理性一方面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却产生了更深的精神危机和心灵焦虑。“荒诞哲学”成为资本主义文明遭到严重冲击的哲学表现,而加缪成了20世纪西方“荒诞哲学”的典型代表。尽管某种程度上说,加缪一直被认为是存在主义者,甚至一度与萨特关系甚为密切,但加缪一直否认自己是如萨特一样的存在主义者,因为加缪比其他存在主义者的深刻和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也认识到人生和世事的荒诞无助,但他始终拒绝信仰上帝,拒绝虚无主义,始终拥有对人生的信念,始终保有一份对爱与美的幸福追求,是在荒诞的现实之中从“荒诞人”走向“审美人”的生存选择与价值坚守。 荒诞只是加缪的一个出发点。《局外人》是“荒诞人”的诞生。《局外人》中,主人公莫尔索对一切都没有激情,对自己母亲的死都冷漠得无动于衷,对亲情、爱情,对工作、升职,对世界、人生,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在谈到与女朋友的婚姻时,他说“怎么都行,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在莫尔索的眼里,世界没有意义,人生没有出路,生活没办法改变,一切都是虚无,“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 加缪用莫尔索的“局外人”意识诠释了荒诞世界之中人的反应,一种“无意义”“无价值”的伦理规则和价值选择。人仿佛被流放在一个与自己漠不相关的世界里,世界对人来说是荒诞的,这是现代人所遭受的生存境遇,从而孕育了“荒诞人”,这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危机的彰显。加缪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世界、与自身的异化。 在《局外人》中,“荒诞人”诞生了,但最后,加缪通过莫尔索的死告诉我们,死亡是“荒诞人”的必然结局,“荒诞人”要经过“审美人”走向“幸福人”,才能抗拒荒诞,超越现实。加缪并没有停留于消极沉沦的“荒诞人”状态,而是走向了积极的反抗。人不能停留于荒诞,而应清醒地认识到荒诞,消解荒诞,超越荒诞。 在西方荒诞的世界里,人应该如何生活下去?怎样活下去?《鼠疫》中,面对灾难,里厄医生和记者朗贝尔一起,与一群勇于献身、敢于反抗的人们,以人道主义精神抗争鼠疫,战胜灾难,反抗荒诞的命运。同时,加缪借里厄医生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了嘲讽。面对突如其来令人恐慌的大面积的鼠疫,在里厄医生积极救助病人的时候,神甫无视现实,无视人的感性的现实力量,却只知道告诫人们如何忏悔,获得上帝的宽恕和怜悯。神甫不敢正视“荒诞”,逃避现实,但其信念却在最后奥东孩子死去的时候遭到了崩塌,如同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一样,加缪并不相信上帝可以拯救人类。加缪正是通过鼠疫隐喻了20世纪西方现代科技理性的滥用产生的危机以及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和蹂躏,更通过里厄医生和记者朗贝尔的积极反抗,与神甫等人的消极接受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唯有现实的努力、反抗和心灵的积极超越才能拯救自己,只有以无畏的抗争精神才能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加缪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 因为,加缪内心之中一直保有至高的美学追求和一份古典美学情怀,这是加缪的“地中海”情结的典型写照,“地中海”情结是他终生向往的古希腊智慧及其所蕴含的中道、平衡、节制的人生美学精神,是一种积极、阳光、乐观、向上、勇敢的精神选择。如何在“荒诞世界”中活出自己,如何在绝望之中生活下去,那就是爱与美的力量,通过爱与美弥合心灵的创伤,拒绝荒诞,走向幸福。 荒诞,只是加缪的一个出发点。审美,只是加缪的一条途径。加缪的终极指向却是荒诞之外的幸福。从《局外人》中莫尔索迷茫、无助、冷漠地将一切都置身事外,到《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看似荒诞的、无意义的行为却寓意着对神祇最坚定的反抗和对生命最富激情的坚持,再到《鼠疫》中里厄医生的积极、坚定、阳光、执着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于无奈之中用行动喻指反抗,于绝境之中用精神彰显希望。可以看出,加缪正是由荒诞出发,经由审美走向了幸福。 加缪笔下的“审美人”就是最接近幸福的人。加缪说过“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而且《局外人》的结尾,莫尔索又一次提到了妈妈,“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这证明莫尔索重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临死前,莫尔索才认清了世界的荒诞,才清醒地认识到人不能停留于荒诞,“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此时,莫尔索才意识到了人生应该是幸福的,而且自己曾经的生活其实本就是幸福的。故此,在随后的《西西弗神话》和《鼠疫》中,加缪接续了莫尔索的觉醒。 《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受众神诅咒,将巨石推向山顶,再滚落下来,再推上山顶,再滚落下来,再推上山顶,千百遍地重复着这个工作,永无止境。在多数人眼里,西西弗是没有反抗的最荒诞、最可笑、最无聊、最没有意义的人,而在加缪看来,荒诞的恰恰不是西西弗,而是众神所诅咒的这个现实的世界。西西弗以一种任人摆布的表象,却直接表达了他勇于直面荒谬,漠视荒谬,是敢于通过千百遍的反抗,蔑视神明、超越荒谬的充满激情的英雄。“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这是加缪最终论证的结论,因为加缪认为只有幸福才符合人的尊严,只有拥有尊严的人才配拥有幸福。西西弗被责为永罚,却是幸福的,因为,西西弗以反抗的精神体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所以说,加缪笔下的里厄医生和西西弗都是具有审美意义的追逐幸福的人,都是在加缪所见的那个没有希望和意义、价值跌落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现代性危机之中寻求幸福的人。这也是荒诞世界之中,轻于尘埃般的人所应该做的价值选择,给予自己内心的丰盈和精神的希望。加缪正视世界、正视问题、正视人生,他由衷地赞美这个世界和生活的美好,具有肯定性的价值选择,唤醒人们超越荒诞,直面当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爱、美和幸福。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说,“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林友梅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罢工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共产党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问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已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本文由党建工作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荒诞只是加缪的一个出发点,加缪在1942年11月1